李建民
去年（1997）十二月間，友人栗山茂久君來所參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後，問我「生命醫療史」到底何意，我想告訴他這個介於社會史與醫療史的交集，以人群生命史來豐富社會全史的新領域在台灣史學界發展的來龍去脈，但一時遲疑而不及作答。接著，他又問「生命醫療史」一詞有沒有與西方學界相應的英譯。栗山君的博士論文是古希臘與古中國脈學的比較研究，平日對語言與思想之間的翻譯好作訓詁。於是，我們便稍稍切磋幾個跟醫學史相關的詞彙，但終於放棄了。的確，這是一個「無中生有」的新領域、新概念。我突然想起了傅斯年先生以一個歷史圈外人，構思「歷史語言」這門新史學所帶來的革命性影響（註1）。
大學三年級在《食貨月刊》發表第一篇習作時，我從未預見自己日後會涉足「生命醫療史」的研究。我對古史的興趣，最早當然是得自杜正勝先生的啟蒙。1985年9月25日，杜先生在台大開講「中國社會史」的第一天，課堂上擠滿了人。時隔十幾年了，我大概還能默誦他那一整學年所講的內容：(1)、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2)、早期的農莊與農業；(3)、生產工具與生產技術；(4)、城邦、封建及其政治社會結構；(5)、城鄉關係的發展及其人群的生活；(6)、秦漢帝制社會的人民──編戶齊民；(7)、從革命集團分析秦漢社會力量之轉移；(8)、亂世與門第；(9)、漢唐間大土地占有之發展及戶口的爭奪與妥協；(10)、人身的束縛與解放；(11)、古代的宗教、信仰與社會等共十一講。從這份講綱可以看到他的「城邦論」與「編戶齊民論」；至於重政治經濟、輕宗教信仰，大概是受恩格斯一系的史觀影響吧。不過，按照他上課所開的書單，我閱讀了聞一多的〈神仙考〉與瞿兌之的〈釋巫〉。這些論文所提到神仙與巫的衛生之技，與他日後所提倡的「新社會史」是有若干關係的。
如果將《食貨》視為一個史學流派的話（註2），我大概是《食貨》末期的歷史小學徒。我第一篇討論「漢代奴婢」的文章在該刊發表後不久，《食貨》便停刊了。1990年，我進史語所。《新史學》也在這一年創刊。隔兩年，杜先生在台北縣烏來巨龍山莊對各大學歷史系所學生講〈什麼是新社會史〉，演講內容擬訂了一個新社會史的研究綱目，共十二目三大領域，其中完全不見「政治」的成分，而出現了「生命的體認」與「生命的追求」新的內容。如果將此一講稿與他1985年的講綱一作比較的話，當初的嫡嗣正宗，如今變成了旁支末裔（註3）。同一年7月，以史語所幾位年輕同仁為核心的「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開始了定期聚會（註4）。
話說1991年前後，林富士先生當時還在美國求學，我們偶有通信。有一次，他問起我的讀書近況，我答曰讀些中國傳統醫書。他又來信，鼓勵我不妨組個讀書會，但他以為中醫的內史研究非史家所長，讀書會的重心或許應集中在「疾病與醫療」。富士兄構思「中國巫覡史研究」久矣，疾病史早在他的體系之中，把醫療與疾病連繫起來談，是很自然的事。杜正勝先生知道我們的計劃後，頗為支持。不過，他覺得無論是討論疾病或醫療的歷史，都不應偏離社會、文化的主軸。所以，「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的名稱便是這樣定下來的。
杜先生之所以積極介入此事，主要是跟他這之前撰寫〈從眉壽到長生〉與〈形體、精氣與魂魄〉二文有關（註5）。當然，也與他長久以來思考新社會史的取向不謀而合。廖平云：「為學須善變，十年一大變，三年一小變」，「若三年不變已屬庸材，十年不變斯為棄材矣。」我從杜先生治學過程即體會到他不斷自我反省求變創新的嘗試精神。除了過去研究的幾條主軸之外（作品見《古代社會與國家》），他研究北方民族與歐亞草原動物文飾，對《蕃社采風圖》作極詳盡的箋証等。觸角雖多，但都與他關心人民歷史的旨趣不相背離。
事實上，整個台灣社會也在變，三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躲在書房，猶可耳聞中研院內高票通過設立台灣史研究所的掌聲（註6）；李遠哲院長高歌：「中研院十年內成為研究東南亞的學術重鎮」（註7），餘音繞梁。本土的、區域的研究崛起，而中國史的研究在台灣似乎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了。那幾年，我也廁身在張光直副院長所主持的座談會末座，聽他提問：「一個研究所欲提高水準之學術研究，是集中在東亞地區，還是集中在學科主流課題上？」1994年7月，張先生在《亞洲週刊》發表〈中國人之社會科學應該躋身世界主流〉一文，提出了「跳出中國圈子，徹底了解各個學科主流中的關鍵問題、核心問題」（註8）。同一個月，「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持續默默的聚會剛好滿兩年。我不清楚研討小組兩年來所關心的課題是否在學科主流之中。再隔一年，杜正勝先生把三年來小組成員的具體成果分成五個研究方向，並提出他的看法。這五個研究方向是：(1)、對於身體的認識及賦予的文化意義；(2)、醫家的族群和學術歸類；(3)、男女夫婦與幼幼老老的家族史；(4)、從醫學看文化交流問題；(5)、疾病醫療所反映的大眾心態（註9）。
1997年上半年，我到哈佛燕京學社作短期研究。藉地利之便，我閱讀西方的醫療史作品。我讀到了1980年由Robert Forster等結集「年鑒學派」的醫療史作品Medicine and Society in France: Selections from the Annales一書。我讀到Andrew Wear編的Medicine in Society中提到社會史的醫療史研究在西方學界近十年來已經成為主流。我也讀到Charles E. Rosenberg的The Cholera Years、The Care of Strangers與Explaining Epidemics and Oth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這位美國史、非醫者出身史家所寫的醫學史，部部都是經典。在美期間，我遊歷了賓州大學醫學院，這也是Rosenberg的執教之地，回想起杜先生提示的醫療史走向的種種。我從未問過他的生命醫療史構想是否得自某些西方思潮的影響，但也不得不佩服他對學術史的反省與預測之精確。
不過，「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最令我動容的，還不在一篇篇具體研究，而是同儕之間的「學術團隊」。這讓我想起譚其驤轉述顧頡剛的一段話：
顧頡剛對「中國知識階級的不濟事」大發感慨，聯繫到自己參預過的新潮社、樸社、景山書社、技術觀摩社等都不能善終，感到「真是使我傷心極了」，說：「中國人為什麼竟不能合作？我為什麼永遠找不到一個合作的伴侶？」又談到他之所以要個人出版《禹貢》，而不在一個機關，是因為以前在北大編《歌謠周刊》和《民俗周刊》，以廣州中大編《語言歷史所周刊》和《國學周刊》都是人一走就煙消雲散，「我辦《禹貢》，就是要避免機關中的厄運，讓我用一個人的能力維持下去」（註10）。
沒有一個持久合作的學術團隊，學術刊物也是時辦時停。顧頡剛寧可單打獨鬥，他甚至連制度式的學術機構也不相信。人息政亡，中國人之通病，根本不可能累績成一個可大可久的學術傳統。
學友之不可求，獨學無友，也許不只是顧頡剛一個人的感慨吧。但造化弄人，竟然有例外。「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先基於成員個別興趣從事相關研究。1997年6月舉辦了「醫療與中國社會」學術研討會。今年5、6月間，林富士主辦「潔淨的歷史」研討會、王道還主辦「中國十九世紀醫學」研究會，逐漸規劃若干重點課題，成員間的對話有了交集。而在大陸、日本、美國學界，我們也有關係親密的學友經常在一起切磋。
最近我便把自己剛寫好的一篇討論古代經脈的論文寄給廖育群批評，他來信說道：「脈學研究如能有不同文化體系的比較則更顯豐富，古代西方醫學中似乎有與營衛之氣循環極為類似的概念。印度將臍視為脈之源頭可以作為比較研究的材料。阿拉伯醫學則注重心臟，請參閱《明譯天文書》。」我想，以醫療文化史切入其他域外知識，大概是合乎傅斯年先生「虜學」的構想的。有待展開的課題尚多，時機成熟，大家共同撰寫一部中國醫學史甚至比較醫學史大概不是個夢吧。
回想快七年前，富士、道還、貞德與我（那時的研討會其實也就是這幾個人）在文物館四樓的小房間輪流報告的情景。我們一起啃嚼生澀的新材料，彼此問難若干新課題的可能。我不知道在一次又一次的聚會中，成員們是否曾經對這個未知的領域感到疑惑？我不知道讀書會可以維持多久，更不知道自己可以寫出任何像樣的作品。但無論如何，我們曾經一起學習從社會的底層，從生病的、垂死的、被醫治的……從那些被歷史遺忘者的觀點，重新來看人類歷史上重大的事件。猶記得文物館四樓研究室陰翳氛圍中幾綹微光閃爍，我心中不禁有些微的感傷。
1998.08.31 初稿
註解
註1：杜正勝，〈從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學革命及其與胡適、顧頡剛的關係〉，《中國文化》12期（1995）。
註2：楊寬，《歷史激流中的動盪和曲折──楊寬自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3），頁91。
註3：杜正勝，〈什麼是新社會史〉，《新史學》3卷4期（1992），頁105。
註4：杜正勝，〈「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的緣起與立意〉，收入氏著《古典與現實之間》（台北：三民書局，1996），頁265-270。
註5：杜正勝，〈從眉壽到長生〉，《史語所集刊》66本2分（1995）；〈形體、精氣與魂魄〉，《新史學》2卷3期（1991）。
註6：〈中研院昨高票通過設立台灣史研究所〉，《聯合報》1993.3.28，3版。
註7：〈盼中研院十年內成為研究東南亞的學術重鎮〉，《中國時報》1994.8.23，18版。
註8：張光直，〈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該躋身世界主流〉，收入氏著《考古人類學隨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頁70。
註9：杜正勝，〈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新史學》6卷1期（1995）。
註10：葛劍雄，〈「開風氣者」與「為師者」〉，收入氏著《往事和近事》（北京：三聯書店，1997），頁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