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吳嘉苓（台灣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時間：一九九九年三月廿五日（星期四）下午二時至四時
地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大樓 701 圓桌會議室
台灣人工協助生殖科技發展的性別政治
這篇論文將探討台灣1950以來西醫對於不孕診察與治療的歷史變化，並特別討論其中涉及的性別政治。本文所採取的資料包括台灣醫學期刊，醫事人員的訪談，以及不孕者的訪談。
目前發現，在不孕檢查方面，台灣在1950年代即開始設立不孕門診，當時的檢查多為女先男後，醫界僅止於「男性對於不孕亦有責任」的提醒。隨著男性不孕的比例逐漸被確定，70年代崔玖也提出突破性的「男女同步」的論調。90年代對於檢查流程，更有「男先女後」的呼聲，這一方面是著眼於「男先女後」實際上為最有效率的檢查方式，另一方面可能也與泌尿科逐漸涉入不孕科技有關。就醫界提出理想的不孕檢查流程來看，的確有打破生殖僅攸關女人的刻板印象，拉近男性與不孕的距離。然而，在實際操作上，醫療制度設計並未積極將此理念落實，科學發現對於突破社會男性遠生殖的生殖意識，成效有限。這使得目前實際不孕檢查仍以女性為主，男性為附。相較於不孕檢查尚逐漸有破除「生殖=女性」的面相，不孕治療的發展卻越加將女體視為不孕治療的主體。特別是在男性不孕方面，隨著不孕治療技術的精進，對於女體的侵入反而更深化。早年人工受精開始發展即有如此傾向，當時承受的可能是注射器插入所帶來的副作用，而隨著體外受精的技術越加突破，生殖機能健康的女體，反而因為男方不孕，遭受包括吃藥、取卵、植入等等更具侵入性的醫療措施。不孕治療到目前為止，不但見不到什麼顛覆效果，反而由於「男性不孕，治療女性」的不孕醫療模式，強化了女體與生殖的關連性。